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萦绕在内心的问题，为什么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原王朝，在历史上会数次被文明开化程度不及自己的游牧民族所征服？并且，单单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被游牧民族征服的次数就不止一两次，足以说明这不是一个偶然性事件。

是中原王朝过于文弱，军事力量不够强大，导致了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文明的征服，还是在历史的大背景下，存在着某种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

事实上，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对抗在世界历史上普遍存在，两者自从开始分化之时，就会产生一定程度的贸易以及掠夺，甚至可以说，农耕文明和游牧民族的交锋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设想一下，如果蒙古族没有征服南宋，中国的历史将会以怎样的姿态进行下去；如果西欧被匈奴人征服，近代文明的曙光又会产生于哪里，这一切又会导致世界历史如何演变？事实上，气候条件的变化不仅显著的影响、塑造了不同的文明，与王朝兴衰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气候条件对于不同文明的塑造

一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与该地区的文明产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寒冷的北极地区不会有文明的存在，而全年高温的热带地区也难以产生强盛的文明，只有适合人类生存繁衍的气候才会诞生文明程度较高的文明。

气候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形地势的影响，与海陆分布、大气辐射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我们口中的自然地理环境，这决定了当地人类的生存条件、生产生活方式。

一、决定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上，东临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因此海陆热力性质的差异明显，季风气候显著。夏季的暖湿气流由海洋吹向大陆，给中国的大陆带来降水，但是由于层层山脉的阻隔，降水会逐渐减弱。

这意味着，如果夏季风比较强劲，那么就可以给中国北方草原带来较大的降水，游牧民族就能安居乐业。但是如果夏季风较弱，雨水到达不了北方草原，那么就会因干旱产生一系列的生存问题。此时的游牧民族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逐水草而居，二是抢劫农耕文明。

不同的气候条件造就了不同的生产方式，而这通过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可以体现出来。400毫米是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同时也是农耕区和畜牧区的分界线。在这条线以南，是农耕文明的生产区，以北是游牧民族的统治区域。

这条线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北扩极限，也是游牧民族南下劫掠的必经线路，为了防备北方游牧民族的劫掠，农耕文明修建了长城，而长城就大致坐落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

二、决定不同的统治逻辑

不同的气候条件塑造了不同文明，赋予了他们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不同的统治逻辑。

在农耕文明中，核心财产是土地，劳作的主体是农民。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就是生存的唯一来源，因此农民大多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为了加强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历代政府都采取编户齐民的方式控制户籍流动，增强其统治的稳定性。

由于农耕文明中生产地域的相对固定，因此对于统治者来说，以层级体系、垂直管理为特点的官僚系统无疑是最经济的统治形式。这样一来，就形成了广大农民向地方政府交税、地方政府供给中央，中央政府给广大农民提供武力保护的垂直体系。而在封建政府的统治触及不到的地方，则由宗法制加以强化统治秩序，逐渐就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体系，这也就是费正清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

而在草原上，则是另一番的统治逻辑。由于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气候条件的不同，草原的生存环境相对农耕文明来说困难得多。在草原上，生存才是最重要的事，每一个草原战士身上肩负的是自己家庭的生死存亡，用一句话来说，他们输不起。

面对频繁的自然灾害，稍微不留意整个部落便会有覆灭的危险，因此部落的领袖必须是有足够的本领带领整个部落活下来的人，生存经验异常重要。面对一次次的灾难考验，部落首领在部落有着极高的权威，这也意味随着，每个部落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此外，草原的税收成本和难度极高。由于游牧民族大多逐水草而居，因此物资人口流动性极强，难以用合理的成本去征税。另一方面，由于每个部落的独立性极强，也导致了税收上缴的难度极高。这意味着游牧民族的统治者不可能对自己的统治区域进行精确地掌控，因此游牧民族没有规模庞大且细分的官僚机构。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zonghexinwen/2020/1025/4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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