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欧亚大陆东端的鄂伦春人，是分布在中俄边界两侧的跨境族群。在中国境内，鄂伦春人是被官方认定的中国56个民族之一，同时也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境内的鄂伦春族人口为8 659人。作为北方通古斯人的一支，鄂伦春人世代以狩猎采集为生。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府的帮助下，鄂伦春人逐渐从在森林中以狩猎采集为生转变为下山定居，并在生计上呈现多种经营的样貌。在俄罗斯境内，鄂伦春人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而是被划归在埃文基人(Evenks)中。这种划分也使得在目前英语学界，对鄂伦春人的专门性研究较少，且大多集中在方言研究中。本文将主要评述中文研究中的鄂伦春研究，并辅以少量英文和日文研究加以补充。

鄂伦春人独特的狩猎文化及其在近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生活方式的变迁能引起的发展困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产生了一大批的学术研究成果。尽管在中国，目前鄂伦春族的人口不足一万，但是他们所遇到的发展困境和民族诉求均具有世界性的典型意义，尤其是他们的生态理念具有借鉴价值[1]。无论是从族群传统、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还是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鄂伦春族的研究都具有类型学和学理上的重要意义[2]5-8。费孝通“文化自觉”概念也是在看到鄂伦春族在全球化浪潮下的发展及其困境后所提出的，这也凸显了对以鄂伦春族为代表的边缘民族研究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在以往的鄂伦春研究中，不同时间段对鄂伦春人的研究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点。每个阶段的研究者都有着不同的研究取向、研究角度和问题意识。这与不同时代的研究目的、外部背景、权力关系以及学科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鄂伦春族研究的梳理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不同阶段学者研究重心的转变及其背后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学者们是如何认识鄂伦春族及其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同时还能帮助我们思考能否走出目前的“研究困境”，即固有研究范式，从而拓展出更加多元化的研究进路来剖析鄂伦春的社会与文化。但在今天的鄂伦春族研究中，较少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学科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1)赵复兴、唐戈、刘晓春等人曾对鄂伦春研究进行过综述，参见赵复兴：《鄂伦春族研究概述——纪念内蒙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鄂伦春族分组成立四十周年》，《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7年第1期；唐戈：《鄂伦春族研究的主要阶段及其特点》，《满语研究》2006年第2期；刘晓春主编：《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鄂伦春自治旗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页。，从而突破现有研究范式和固定议题。在本文中，笔者根据鄂伦春研究在不同时期呈现出的不同研究特点，将这些既有研究划分为1949年以前对鄂伦春的记载和调查、作为“原始社会”的鄂伦春族研究以及以文化保护与发展转型为议题的鄂伦春族研究这3个阶段进行依次梳理与反思。在文章的最后，笔者将从文化人类学的学科视角出发，对鄂伦春族研究提出3点展望。

一、1949年以前对鄂伦春的记载和调查

“鄂伦春”这一族称最早出现在清代。清朝第一次把鄂伦春人从其它群体中区分出来是在崇德五年三月(1640年4月)，当时称鄂伦春人为“俄尔吞”。从康熙二十九年十月(1690年11月)开始，“鄂伦春”才作为统一的名称而被固定下来。从此以后，鄂伦春人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开始频繁出现于各种史书和文献中，并逐渐成为共识[3]。在清代，对鄂伦春的记载大多以描述性的文字为主。这些资料大多散落在《清实录》和以黑龙江库玛尔路档案为代表的相关衙门档案等官方文献中，也有部分记述存于文人的游记中。如在《异域录》《龙沙纪略》《黑龙江外纪》《朔方备乘》《黑龙江述略》等著述中都有对鄂伦春的零星记述[4-5]。在19世纪的日俄学者中，俄罗斯的马克(Ричард Карлович Маак)[6]和日本学者鸟居龙藏、间宫林藏都曾分别对鄂伦春人有过记述。

但上述这些文献大多都是对鄂伦春人的记载，而缺少学理的分析和讨论。直到俄国学者史禄国(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才开始改变这种局面。他在1915年至1917年间对北方通古斯人进行严谨规范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工作，并在之后相继出版了《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通古斯人的心智情结》(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he Tungus)等聚焦于北方通古斯人的人类学研究著述。《北方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成为第一个系统研究鄂伦春人的学术著作，同时也是第一个在真正意义上对鄂伦春人进行的现代人类学研究。他在书中对北方通古斯人在打破平衡后社会文化会出现失调的忧虑和预言，在近百余年的时间里正逐渐变为现实。从学科发展史的视角来看，史禄国扬弃了古典人类学那种坐在书斋里用零星汇集的资料沿主观思路推论的那种历史学派和传播学派的旧框架，采取了当时先进的亲身实地观察的实证主义的方法[7]。史禄国对北方通古斯人系统而全面的人类学调查，描述了当时北方通古斯人真实的生存图景，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民族志材料。他不仅搜集到相当丰富的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等材料，探讨通古斯人的社会组织和心智情结，还从他对通古斯人的调查中提炼出了ethnos、平衡论等学术观点和概念，其中ethnos更是直接影响其学生费孝通提出了“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20世纪初，除史禄国外，西方学者林道恩(Ethel John Lindgren)[8]和普莱秋凯(Bruno Plaetechke)也都对鄂伦春进行过调查和研究。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1/0224/6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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