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14日至15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年会在云南文山召开，其专题为 “苗学与文化自觉”。主办单位为《民族研究》编辑部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承办单位为文山学院、云南省文山州苗学会。下面，仅对该次参会的70篇论文进行分类综述。 一、苗学宏观走向研究 苗学究竟走向如何？将来何去何从？这是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麻勇斌的《中国苗学的当前态势与未来预景》，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晰的回答。他认为，自2009年在昆明召开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之后，中国苗学获得了影响世界苗学的一定势能，并加速形成了以苗族学者为主、汉族等多民族学者积极投入、能够参与国际对话的学者群。中国苗学正处在有史以来的最佳丰产期；支持苗学发展的各方面资源，正在发挥聚合效应；苗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已经产生并不断强化。当前的苗学，正在以“国际认同”“国家认可”“社会认定”为大体分层线的分层发展，未来将会成为“自主的苗学、累积的苗学、体系的苗学、国家乃至世界的苗学”。如果说我们过去对此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这次会议的成果已经将这种怀疑变成了自信与坚信。 二、文化自觉研究 将“苗学与文化自觉”作为这次会议的专题，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文化是其所属群体共享的一套价值理念与行为规则，是人们结成社会及其活动而形成的价值共意秩序。不同文化是不同群体创造、依存的产物，是不同群体之间赖以识别的身份“标签”。一个对自身文化缺乏自觉的民族，必然会在历史的演进中被边缘化，甚至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因此，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把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自觉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苗学研究，增强苗族文化自信与自觉，就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与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如何将苗学研究与增强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有机结合起来，使苗学成为促进文化自信与自觉的推进器，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责任。 苗学以苗族为研究对象，是在参照他族的条件下反观自身文化的特点及其优长与短缺。因此，通过苗学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苗族的历史与现实状况，了解自身文化之所以然，而获得对苗族文化的自觉。学科的规范性与逻辑性使得研究者把自身文化或异文化并置于显微镜之下进行理性观察与分析研究，也就能够使研究者实现对自身文化的深度认知与超越。因此，以“苗学与文化自觉”作为这次会议的主题，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有其内在的学理依据。以下几篇论文在这方面做出了具有示范意义的探索。 何圣伦的《当代少数民族个体在传统文化活动中的身份选择与文化自觉：以苗族为例》认为，现代社会，苗族个体文化立场的改变，实际上是他们在面对本族传统文化时身份选择的改变。在苗族传统文化面前选择族群身份，不仅是对苗族文化的认同，同时也是苗族个体文化自觉意识的表达，是对苗族传统文化传承责任的表达。无论文化的现代记载工具有多发达，不管文化的现代记录工具有多丰富，离开传统文化活动，苗族文化的记载就会标本化、符号化。传统文化活动是苗族文化的灵魂所在。每一个苗族个体，都应该在传统文化活动中毫不犹豫地选择文化传承主体的身份，在这种文化现场接受直接的文化感染和洗礼，在深入了解这母体文化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文化自觉意识。 吴小花的《文化自觉下的古经传承方式变迁：以苗族古歌<刻道>为例》认为，文化自觉的获得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为对自己族群的文化具有“自知之明”，清楚其来历、历程与未来走向；二为了解他者文化，并能与自己的文化进行比较，取长补短，有所扬弃。从这两个条件可知，文化自觉并非是每个人都具有，只有在因缘和合的条件下才得以产生。因此，文化自觉并非作为一种全体意识而存在，而是分布在不同的个体之中，具有时间上的阶序性，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个体自觉。个体自觉如何才能得到传递，如何才能在整个苗族群体之中形成共识，我们称之为集体自觉的东西如何才能达成，这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问题。 文化自觉是一个大课题。它意味着对自我与他者的超越，对人类整体文化不断的深入研究与反思批判才能接近。它既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也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同时也是人类的问题。唯有每个个体做到了文化自觉，不同民族与人类的文化自觉才可能做到。 三、苗族与国家互动研究 国家与民族是一对孪生兄弟，无论是怎样的国家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都难以回避国家问题。近代以来，苗族与国家的关系在共同抵御外辱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尤其在抗日战争时期表现得更加突出。对此，会议从不同侧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龙叶先的《国家认同：苗族主动参加抗日战争的深层根源》一文初步统计，苗族在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不足200万，而在抗战中牺牲的苗族将士超过了7万人，占苗族总人口的3.5%。这些数据表明苗族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苗族地区其他支持抗战的人力、财力、物力，如通过“征实”“征购”“征借”和“大包米”与收容难民等，特别是军用设施，如对抗战做出很大贡献的黄平飞机场的修筑等计算在内，苗族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之贡献将更加巨大。苗族对抗战的巨大贡献，正是苗族群体意识中的国家认同，使苗族为了国家而不惜做出巨大牺牲的抉择。 邹宇灵的《历史记忆与社会实践》一文，以湖南湘西腊尔山高地苗族社会与国家机构的文化互动为例，从民间传说的“九月初九”节日文本呈现族群想象与“帝国”之间的联系，在当代社会语境下民众所言说的“北京正王”和社群的关系，在逻辑上如出一辙。尽管社会成员具有一个共同记忆，但现在的体验使政府机构表征的国家与由历史记忆产生的想象的国家之间存在矛盾，而地方社会基于对过去形象的记忆与地方政府通过民族文化事项互动，实现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化。 这些论文说明，苗族对国家的认同或许更早，并且是高度的，这与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辱而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是一致的。“北京正王”是公平正义的象征，如今反腐倡廉，正是民心所归的制度体现，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将会盛况空前。国家一体、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还在进一步互动，形成重叠互融的有机体，其发展的空间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四、传统文化调查与研究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扎根于传统文化里的现代化，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是现代化进程的阻碍，而是实现具有自身特色现代化的源泉和力量。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挫折与动荡，是我们应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同样，苗族的现代化只有深深植根于苗族文化传统，才是苗族的真正现代化。而对苗族传统文化进行调查与研究，正是为苗族文化寻找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奠定坚实的文化理论自觉之基础。 颜家生、彭运锐的《苗族宗教文化核质是中华“和谐”文化之源：以苗族宗教“芭黛熋”教义研究为例》一文指出，湘西苗族宗教“芭黛熋”文化的核质是推崇“和谐”，湘西苗族祭祀以礼到情到的朴实理念敬奉祖先。他们讲道理，说情义，不使用强制力对“厉神恶鬼”进行压制和征服，是中华和谐文化的源头。雷丽、项正文的论文《浅谈苗族腊烟传统文化的内涵》结合云南省文山州苗族腊烟传统文化的来历、栽培、配制、制作、功效、抽吸方法和腊烟礼仪象征进行阐述，重新勾连人们在文化变迁中已被大多数苗族群众遗忘了的记忆。唐千武的《从苗族祭祖仪事及尊老教育看苗族的孝道文化》通过苗族祭祖仪式的全过程和苗族的节日，以及平时生活琐事对子女重孝尊老的教育，来阐述苗族敬祖崇宗、尊老奉老、不忘根本的传统，形成了苗族自己别具一格的“孝道”文化。陈国玲的论文《服饰文化与民族品格养成：以施洞苗族妇女服饰展开》指出，施洞苗族女性服饰文化在养成族群内部勤劳智慧、团结互助和尊老爱幼等优良品德方面还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苗族文化自觉的展现形式。服饰风格与民族性格相互作用，对施洞苗族勤劳智慧、团结互助和尊老爱幼等民族品格的养成具有重要意义。古学文的论文《浅谈金平苗族芦笙艺术的文化特征：以金平花苗丧葬词调为例》对芦笙艺术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与解释，体现出芦笙在该支苗族丧葬仪式中所特有的功能、地位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陶光福的《殉道与重生：苗族未来风俗习惯变迁与女性地位的凸显》认为，随着苗族女媒人、女祭祀古歌手、女芦笙手、女神先生及女孩烧香拜祖等现象和行为的出现，新的风俗习惯在不知不觉中已悄然产生。从独生子女到单独二胎，孩子随母姓已比较普遍，那是男权主义时代不敢想象的。有一天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完成祭祀活动的整个程序，可以侍奉祖宗神灵(jiaox ldangb)是必然趋势。作者敏锐地观察到苗族社会里性别角色越来越趋于平等，与时代的脉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苗族创造性地调适于现代社会的结果。 五、文化传承、保护与发展研究 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与该文化形态的社会功能作用和其当下的利益价值息息相关。具有较强社会功能作用的文化形态，在所属的族群内，无需刻意保护，人们便会自觉传承。而对那些已经丧失社会功能、失去标签作用但却具有市场价值的文化形态，人们也会刻意地、千方百计地加以传承与保护，让其以商品的形式“借尸还魂”，实现其市场价值，从中获得利益。因此，传统文化必须活态地、开放性地传承、保护与发展，必须与个人、集体、社会、国家与市场的需求联系起来。当今社会，因同质化而单一、枯燥，欣赏差异、体验别趣已成了自我调节、自我修养的方式。这也为民族传统文化中，已丧失社会功能作用的文化成为商品提供了机遇，为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大数据、新媒体的兴起，民族文化又得到了另外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的新方式，它们带来的文化复兴前景或许更加美好。当然，文化成为商品也就难免迎合顾客，异化自身。但这也比放到博物馆封存起来要鲜活生动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有度(文化、市场伦理等)的把握，使理想价值追求(如多元文化、代际传承等)以及相关主体之间的利益权重，达到和谐平衡。 彭景泉的论文《新媒体时代民俗影视的探路石：以苗族题材微电影<寂寨>为例》认为，苗族题材微电影《寂寨》很好地利用了新媒体的各种基质，实现了新媒体时代民俗影视的华丽转型，是“新媒体时代”民俗影视转型的一个范例，它通过微电影的记录方式，交互地表达现代苗族社会心声，在新媒体创造的广泛空间上发出了在继承中创新民俗传统的最强音。 潘定发的《浅议苗族医药对中国人民健康的贡献》从苗族医药的历史及其被列入国家宪法，部分苗药被编入《中华本草》并被列为国家标准民族药，被编入中国各种药物集、苗族医药参与中医药的发展，贵州苗药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奖，苗医药“骨伤蛇伤疗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等9个方面来阐述苗族医药对中囯人民的健康作出了并将继续作出巨大的贡献，因而得以很好地传承与发展。 侯健的《陶永华音乐作品对苗族社会生活的影响：以<我们的名字叫苗族>和<假如你是一朵花>为例》认为，陶永华先生创作的苗族歌曲《我们的名字叫苗族》和《假如你是一朵花》，是文山苗族音乐的代表，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苗族同胞的青睐，对苗族的社会生活有着较大的影响。该文不仅对这两首歌的传播、对苗族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评述，对文山苗族音乐风格的形成和这两首歌的艺术内涵也进行了分析，进而启示惟有创造性继承与发展，苗族文化才能永葆青春。 六、历史研究 苗族历史是苗族过去的历程，其文化是在历程中积淀起来的。不知道历史，就不知道现在，也不能把握将来。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源于对当下的研究与反思，也源于对历史的研究与反思。苗族与国家的互动应该是很早以前就存在，只是互动的方式与内容、程度不一样罢了，都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在这过程中获得我群的意识与国家意识，从而形成自觉意识。 张胜兰的《浅论清代黔中南地区惠水支系东苗：试以“百苗图”的比较为切入点》认为，乾隆初期“头人”和“乡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着完全管理苗族社会内部的职能。但随着清王朝直接统治的深入，原本的传统内部秩序开始被编入清政府的政治秩序中，比如与保甲制度的结合，间接接受清政府官员的承认、筛选等等。因而，逐渐地，“头人”与“乡老”的性质也在发生着一些变化。而道光后期，“头人”开始参加一些清政府重要政策的实施，其官吏性质有所增强，其原来所承担的重要祭祀职能也逐步减弱，大的纠纷也不再由乡老全权解决。这可能就是在《黔南图》中不再记载“延鬼师于头人之家”和“但听乡老决之”原因。 杨永华的《九姓苗民苗妇与川南蚩尤庙考》力图解决《皇清职贡图》中“九姓苗民苗妇”的原形是谁、他与汉族人为何要修同心桥等问题。《苗族简史》记载：“川南有蚩尤庙，受到苗族人民的供奉。”蚩尤庙在川南什么地方？何时由何人修建？作者通过详实调查给出答案：《皇清职贡图》中的“九姓苗人苗妇”即是九姓苗寨杨耶仿夫妇的原型画像，而且苗汉同心桥与蚩尤庙的修筑都与杨耶仿有关。这是类似《皇清职贡图》文图并茂的民族志，首次使用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把人物图像落实到具体历史人物，因而是价值较高的一篇论文。 七、亚鲁王研究 《亚鲁王》是存活于麻山地区苗族葬礼之中送灵仪式上的史诗，它的发现突破了南方民族没有英雄史诗之成见。然而，《亚鲁王》的意义并非止于单纯的英雄史诗，它与整个麻山苗族信仰的祖先崇拜、万物起源、风俗习惯联系在一起，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亚鲁王》还是苗族尊崇的神圣经典。《亚鲁王》的研究现在才刚刚起步，其深层的文化内涵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 紫云自治县亚鲁王文化研究中心的《亚鲁王文化发展历程》一文，就其发现与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梳理。同时也记录了亚鲁王团队从发现亚鲁王，进行田野搜集、整理翻译、出版专著、成立协会等过程中克服重重困难、坚守苗族信仰、守望麻山地区苗族精神家园的历程。2009年，《亚鲁王》被收录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文化部当年的六大文化发现之一，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吴正彪的论文《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遗产保护：苗族史诗〈亚鲁王〉田野调查札记》，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及苗族丧葬仪式《指路经》的田野调查实践中发现，在人类传统社会生活中，构成身份认同的方式可以由区域性共同生活环境、语言使用的民族性、宗教信仰的同一性、社会记忆的历史性等多层次特点所组成。 八、文化与生态研究 任何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都会长期互动耦合而成为一个大系统，因而民族文化都具有其生态的特点。而今工业化、商业化以及消费社会的形成等因素，对文化与生态的关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对之形成有力的参照与反驳，这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也是必不可少的智慧资源。 严奇岩的《贵州苗族“跳洞”的文化意蕴及功能》认为，贵州苗族居住在喀斯特洞穴分布广泛的山区，历史上有穴居和洞葬的习俗。苗族“跳洞”通过对祖先穴居、避难和墓地的祭拜，表达苗族的洞穴崇拜，其核心思想是源于苗族的祖先崇拜。苗族的“跳洞”重温祖先集体记忆，发挥族群联谊功能，有利于增强族群文化认同，保证族群繁衍。 梅军的《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一文认为，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以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为前提，以节约消费、适度消费、持续消费为内容，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梳理苗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消费理念，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赢式发展，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提供了思路和借鉴。尤其在当今不断发生的生态灾难已危及到人类生存的关键时刻，我们判断人类行为的是非曲直，应该以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整体的长远利益作为衡量的尺度。 马静的《试探<亚鲁王>史诗中的地域生态文化》一文认为，在史诗中多次出现铸造日月、射杀日月的神话故事，其实质在于创立苗族人自己的社会文化秩序。在祖先迁徙过程中，苗族人对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选择，体现了当地人不畏艰险、淳朴善良、英勇善战、足智多谋的性格特征。苗族人崇尚万物有灵，对自然心存敬畏、尊重自然且与自然相互依存，这均体现了当地人的生态伦理观。 九、海外苗学研究 语言文字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承载工具，而且其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熊玉有对苗族语言文字及其推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论文《国内国外苗文创制推行使用情况比较》通过对同属苗语川、黔、滇次方言的国内外苗文创制推行使用情况的比较，认为国内苗文所走过来的路，基本上是政府主导，干部和知识分子先行，再到广大民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在政治层面，文字有法律地位，有政策保障。但在群众层面，基础显得比较薄弱，老百姓似乎是在被要求学习和使用，这使文字的普及缺乏一种原动力。相反，国外苗文的创制和推行，基本上是少数人的行为，走的路子，可以说是从大众到“精英”，有 “农村包围城市”之感。在创制、推行和应用上，没有政府的主导，多半是苗族民众的行为，是自己要学习和使用，普及的原动力强劲，群众基础好，效果也主要表现在民众层面上。实际上，在滇东北次方言区，上世纪初由英人柏格理创制的苗文，走的路子，也基本如此。对于当今中国苗文来说，如何找到一种上与下的结合，适应广大民众的实际需要，经过长期努力，实现文字的普及与应用。这是新创或改进民族文字推行使用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何泠静的论文《海外苗族原生宗教的展演：解读美国纪实文学<遇鬼·落魂>》，记录了老挝苗族Lee一家移入美国后，小女儿Lia罹患癫痫入院治疗的故事。由于Lee一家笃信原生宗教，从而与西方医疗冲突不断，最终Lia成为这场争端的牺牲品。海外苗族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难民身份进入美英澳等安置国时，双方从冲突、对抗、防备到妥协、尊重、融合的过程，每一步都很艰难却又令人欣慰，因为安置国对待海外苗族的方式已然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 万顺的《试论美国苗族的文化变迁：以弗雷斯诺苗族为例》，实地考察了弗雷斯诺当地苗族的生计方式和衣食住行等文化表现形态，观察了其文化变迁情况并与老挝传统社会中苗族人的生计方式进行对比，认为美国苗族的传统文化由于主动对环境原因做出了调适，得出了苗族在保持自己文化内核不变的情况下更加适应了美国现代社会的结论。 十、多维视角的苗学研究 视角单一必然导致研究死角的出现，苗学的整体、系统研究亟需多维视角的深入与不断拓展，探索性研究尤其显得重要。惟其如此，苗学研究才能出现生动活泼、蓬勃发展的局面。以下的探索性研究，便在该种意义上体现其价值。 龙文玉的《苗学与国学》，以多重证据论证中华经典《尚书》《诗经》《易》等与苗族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认为国学的深入研究离不开苗学的进一步解读。在该种意义上，研究苗学就是研究国学，保存苗学就是保存国学，发展苗学就是发展国学。这是一篇有启发性的论文，但在研究方法与学理上尚需进一步完善。 杨朝山的《西部方言苗族丧礼与〈仪礼〉的比较分析》一文，就西部方言苗族社会丧葬祭祀礼仪程序保存的内容信息与我国古代《仪礼》中丧俗仪式内容进行对比，认为苗族完整的远古丧俗礼乐制度与之一脉相承。这一现象是历史造成苗族边缘化后，顽强地坚守自己精神家园的记忆，而苗族独特的芦笙文化和独特的祭祀习俗礼仪的作用使之得以延存。 龙仙艳的《由述而作诗史互动：石启贵诗辞研究》认为，石启贵的苗族词辞一以贯之的特性是以民族学为媒介、政治为主导，从而具有明显的诗史性：其苗族诗辞于本族群内可以看成是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与湘西的“历史文献”；于外则可视为改变苗疆未来的文化媒介，也是为苗人争取政治地位、经济权利和教育资源的请愿书。这样的苗族诗辞来源于石启贵自身的生命历程以及其所生活的时代背景的投射，在此意义上说，石启贵的苗族诗辞创作贯穿其一生：由述而作、诗史互动。 十一、小议 苗学研究与文化自觉是关联性的存在。苗学是一门研究苗族各个方面及其文化的学问。学问就是要追问过去怎样，现在何以如此，将来可能是什么，使用各种学科方法找出其间的特点、因果关系，归纳总结出其内在规则性的东西来，从而明白我们从哪里来，现实处境怎样，为未来到哪里去做出有意识的行动规划。因此，苗学是苗族产生文化自觉的一门学科。 苗学是需要自观、他观、互观的整体融合，是多学科对话与综合性的研究。因此，它必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能够接纳所有人文社科进入并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只要对苗学有兴趣的任何人，都能在各个领域里大有作为，取得应有的成就。这是苗学发展的基础条件，任何狭隘与偏见都是苗学发展的障碍。 文化自觉是一项艰难而伟大的系统文化工程：一方面要克服自身的文化偏见，一方面又要创造性发展自身的文化。在世界各民族现代化的征程里，苗族必须看到自己的差距、位置，必须坚持在自己文化基础上的现代化才是根本的出路。第三、第四世界各族的现代化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植根于自身文化的现代化，才能不失源动力地持续发展。失去原有文化的现代化，是无根之萍，无源之水，是没有灵魂的僵尸。文化自觉是各个层面的文化自觉，是文化整体性、系统性的文化自觉。因此，苗学研究肩负着认知、实践、生存与发展的理论自觉的伟大历史使命。这些在这次会议里均有所表现，我们期待着更高、更自觉的学术呈现。 苗族是中国的土著，其主体在中国。苗族的国家认同，尤其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得到了鲜明体现。事实已证明，在中国，苗族的命运早已与国家之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家兴衰决定了苗族兴衰。可以预见的是，苗族还将为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更多的贡献。 苗族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特色鲜明的民族，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五大洲皆有其居，皆适其居，而且皆睦其邻，和谐共生。苗族人口约有1300万，在世界几千个民族格局里，处于中等水平。从其发源与分布来看，中国是其发源地，人口最多，东南亚次之，再次就是美国，其他几大洲也有一定数量人口的分布。这样的格局非常有利于苗族对世界文化与自身文化的了解，从各个层面取长补短，提高自身的文化自觉水平。只要苗族与其所在各国各族紧密地携起手来，就一定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网址: http://www.mzyjzzs.cn/qikandaodu/2020/1116/569.html

上一篇：费孝通民族研究的文化内涵
下一篇：文化变迁视野中的苗族研究——主持人语